▲图 | Francesco Bongiorni

 

蒲公英教育智库，总部坐落于重庆渝北，一处小型的创意产业园区，闹中取静，环境典雅。四层的复式办公楼中，智库的百十号员工蛰伏在这里，为了共同的教育愿景——“研究、设计、服务”。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上百人的工作使命，那就是：优质基础教育创新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平台。

从2009年至今，这支团队前后为369所学校、27个区（市县）提供了不同类型的长时段深度服务；为7000人次的校长提供了从20人到上千人的面对面系统培训；为3万人次的教师提供了87类培训课程；为四万校长、老师和全国几乎每一位教育局长每月寄送杂志读本；为15万校长、37万专业教师、3万教育专业人士推送免费在线服务资讯……

这群怀揣理想主义气质、起于青萍之末，默默耕耘9年时光的学校专业研究者，如今已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是的，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此刻，不妨让我做个“导游”，带您走进她的后台，看看这群人和这些事，在这个迷雾重重的教育春天——“卸妆后的长相”。

★  缘起  ★

又一年 / 需要告别 / 有些事 / 需要等待 / 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转角 / 用力地等，用力地喊 / 喊着教育的梦想和追梦的人 / 不要在时光里走失 / 不要在空间里失联 / 新年好，我的朋友！

2017年1月1日，蒲公英教育智库总裁李斌揣着岁末年初的各种“法人纠结”，走在去办公室加班的路上。他觉得自己有点动力枯竭，身心都快撑不下去了。作为这个时代“教育的唐吉诃德”之一，他在努力跟上这个世界，又要艰难地挑战这个世界，更要不停地对付自己——这是个看上去很难“望见彼岸”的旅程。一周后在采访中他告诉笔者：这些年曾无数次想转身逃离，去享受舒适的中年生活；却又无数次像这个新年的第一天那样，经历半分钟“心魔”，咬咬牙又继续昨天的轨迹。

来到办公室，上下走了一圈，发现一大早有两位同事已经坐在那里。他精神抖擞地给同事道了声新年好，推门坐进办公室，在手机上写下了开篇那段话，一一发给教育圈“那些有共鸣的朋友”，像是要给别人“打鸡血”，却更像是再一次给自己的人生“敲钉转脚”。

李斌，199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此后做了两年党校老师，然后是财经记者、一线商业杂志的主编，并连续主掌多份刊物：《商界》《创业家》《商界评论》《城市地理》《中华手工》《家人》……长长的跨度之后，2008年转身进入教育界。

“我们这一代人，八十年代后期上大学，和那个时代的知识温度一样，高高升腾着理想的热浪，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一群身无分文东借西凑过日子的大学生，却永远在思考如何推动国家进步，引领社会转型。幸运或是不幸？还真是说不清楚。”李斌略带自嘲地开始了这次访谈。

他认为不停寻找、不停攀爬并最终投身教育，是某一类理想主义人格的必然——他们曾满世界寻找改良社会的“灵丹妙药”，有一天回头发现，原来身边的教育才是一切事物改良的根基。

1993年春天，李斌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的出路在于“契约精神”，所以“商业文明才能改变中国”。于是辞职下海，应聘成为《商界》杂志记者。

“当时没日没夜恶补经济学原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的知识，研究如何采集、理解和表达中国最优秀企业的内在逻辑。没过几年，我这个非专业出身的人，居然成为北大评选的‘首届中国十佳财经记者’。”李斌发现，“跨界”原来是一种更好的成长方式。

“2000年初有了一些新思考。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每个月拿着两万以上的工资，时刻奔赴各地去采访那些知名的企业家，真是体面多金，挥斥方遒。但渐渐地心里丢失了精神归属感：当中国人大多数衣食无忧之后，我看到普遍幸福感却在下降……那么，‘商业力量’真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全部主导力量吗？”

2008年汶川大地震，李斌悄然离职，去灾区加入一个NGO团队做志愿者。可是大量草创NGO缺乏专业能力的运作，“好心办坏事”的现状，再一次让他深感失望。一位朋友对他说：“这个时代精神领域的垮塌，远超过汶川大地震，你不妨用你擅长的能力，自己去做点什么。教育是个很好的创业方向。”

三个月后他回到重庆，着手创办《校长》杂志（后更名为《新校长》）。2013年重组团队，成立蒲公英教育智库。重组后的“蒲公英”专注学校教育创新，以专业课题深度研究为突破口，迅速赢得基础教育界的广泛认同。

★  全媒体  ★

追踪教育时代课题的“永动机”

蒲公英智库旗下“全媒体”大部，定位为“高价值教育课题的整合研究与传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蒲公英把最前沿的教育理念和创新案例推送到学校一线，通过纸质杂志和移动端，让“最保守”与“最潮流”生活习惯的教育人，都能够接触到教育时代课题及全球实践案例。

《新校长》是这个团队的第一份刊物，以“21世纪学校微创新报告”为宗旨：围绕校长办学需求，敏锐追踪最具教育时代价值的一线主题，专人定点长期研究；围绕每一个主题海量搜集、一网打尽海内外案例；进行严格的价值筛选；通过新的研究维度结构重组，以更加简约好读的方式排版出刊。

几年来，全媒体所有同事包括笔者本人，就围绕上面这一段话被折腾得“无比痛苦”，不断在媒体领域被“拔苗助长”，光阴从未虚度。

 

什么叫有价值的主题？
在学校中，哪些话题对校长办学有当下与未来的价值？哪些问题是老师和学生真实面对的难解之痛？

2013年底一段时间，学校减负、作业形态改革话题引起了学校很大的困扰。2014年3期，《新校长》杂志就出品了《作业的故事》专辑，向教育界呈现那些把作业问题处理得很好的学校创新案例。

2015年，新高考改革方向初定，整个教育界一片茫然。选课走班怎么管理？分层教学如何进行？综合素养测评有哪些可能？诸多问题困扰着一线的教师和学生。9月，《新校长》杂志出刊《新高考》专辑。

在STEAM教育刚开始在国内萌芽，引起一线学校兴趣和困惑的时候，2014年2期出品了《科学教育中外经典》；

在游戏化学习的概念刚刚流传开，大家都对此一头雾水时，2014年6期出品了《游戏化学习》；

在教育技术升级、互联网教育科技和教育模式冲击传统课堂时，2015年6期出品了《校园数智化》；

在新高考试点开始执行，众多学校为如何深度展开生涯教育头痛不已时，2016年12期出品了《聚焦生涯教育》；

在课程改革再掀风云，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思考如何按照新理念重建课程时，2016年11期出品了《全球课程报告》；
…………

还有一些影响重大，但人们又不太容易展开专业研究的问题，《新校长》杂志也一并重视。如2014年9期的《家校关系中国结》、2015年7期《最课程的校园》、2016年3期《传统怎么教》等。

 

如何海量搜集最佳案例？

在智库书房里，订阅了国内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报刊，各级校刊、学科类、班主任类、德育类、学校管理类、综合类……只要有价值，就纳入订阅范围，然后迅速流入编辑和研究团队的办公桌。智库也专门花钱买来一些综合性的电子图书馆账号，连通最优质的学术资源。国内外大量教育相关的学术杂志、论文等都囊括其中，随时查阅。

最核心的手段莫过于进入学校，实地调研和采访了。

为出版专题《新高考》，全媒体负责人吴虹连续外出采访20天，在上海、浙江两地反复游走，深挖那些提前破冰的改革案例。调研了多地学校以后，吴虹选定浙江省温岭中学作为核心案例。

校长陈才锜工作繁忙，一直没有答应与吴虹见面。算准了陈校长回学校的时间，吴虹从上海乘高铁直奔温岭。再打电话过去，陈才锜晚上7点又临时有应酬，无法见面。等到将近晚上10点，陈才锜回到教职工楼，突然接到电话——吴虹已经打出租车来到学校了。校长也是人，感动也常在，于是10点钟开始在校长室与吴虹聊了起来，一直到半夜1点。

“聊完了关于新高考的很多理念变化影响，陈校长又带着我去逛校园。”吴虹笑道，“半夜1点钟黑漆漆的建筑，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

像这样的采访历程并不少见。吴虹提到，她已经连续几年过生日都是在外采访，将优秀的学校案例作为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有时候最出色的案例不在内地，采访难度较大，但这依然不会让编辑们却步。《传统怎么教》这一期，执行人王小波调研了很久发现，传统文化教育做得最好的案例不在内地，而是台湾地区的道禾实验学校。毫不犹豫地，王小波办了通行证，只身奔赴台湾，在道禾实验学校驻学了一周。 

在另一期专题《跨界改变教育》中，还是王小波，又将封面报道定位美国的Alt School。同事们开玩笑说：“小波兄看见采访难度低的都不想去了，非要搞得麻烦一些才好。”王小波回应道：“先看好不好，再看麻不麻烦。” 

有时候，最好的案例不仅在国外，甚至是在非英语国家。《芬兰教育树》那一期，封面报道定于芬兰最优秀的高中——罗素高中。芬兰语极少人能懂，沟通交流起来极为困难。主编王慧说道：“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大量查阅学术论文，又到处寻找在芬兰的华人。芬兰语先转英语，英语再转成汉语。”

最终，这一期《芬兰教育树》高质量地完成了，成为几年来国内专门介绍芬兰教育最全面、详细、深入的读本。一名教研员看完这期杂志后感叹：“我当年想研究芬兰教育的模式，在国内根本找不到什么可用的资料！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弄到这么多宝贵素材的。

价值筛选

各种各样的教育案例如此之多，如何筛选出有价值内容，并把它们以合理的逻辑梳理重组出来，成了更为关键的部分。

主编王慧曾经给每一位同事“传经送宝”：“第一是新。三五年前的资料就不要了，距离当下太远，意义不大；第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空喊口号花架子，看上去好看，却并未切实针对学校里存在的问题；第三要有未来价值。这些案例，要对当下普通学校有视野提升和路径引导的作用。”

价值筛选这一步极为关键，决定了每一期杂志基础的质量。这也导致海量搜索出来的案例，在这里会遭到大量淘汰。根据多名执行人的反馈，《新校长》杂志每一期的成稿12万字左右，原始材料应该有100万~150万字。各种案例，一般是从200~300个中选出40~50个，淘汰率非常高。

最夸张的情况发生在“核心素养”这一期专题。执行人任培江已经定稿2/3了，专题讨论的时候，有人认为他目前对案例的组织可能有方向性偏差。如果按照新的方向执行，就意味着之前三个月的努力几乎完全白费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很犹豫，推倒重来，太折腾了。不过任培江最终决定“自裁”，选择完全按照新方向从头再来。“为了更高质量，任三郎要有勇气大破大立。”于是重新开始制作专题，每日加班加点。

有意义的主题、海量的案例搜集、严格的价值筛选，这一切铸就了《新校长》杂志的基础格调。

这样的坚持成本很高，但李斌认为“真教育需要有一点‘傻瓜’的气质”：“最初转型《新校长》的时候，很多人说，纸媒已经衰落了，不要逆势行走，但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方向的投入。纸媒确实在衰落，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它，所以当我们全力以赴，杂志发行量就真的实现了每年不断翻番。事实上不管潮流如何涌动，互联网也好，移动端也罢，内容品质才是教育人关心的根本。”

不过，《新校长》从未脱离时代。2013年12月，“全媒体”开通微信公众号“新校长传媒”，截至目前，粉丝已超过38万。

 

识别二维码即刻关注▼

 

“新校长传媒”与《新校长》杂志形成差异化的媒体格局。微信公众号每日更新，更加灵活，风格上更加轻松有趣，方向更多元，和读者形成了更加有效的即时互动。

《星教师》的意义

在全媒体部门中，《星教师》是另一个重要板块。

优秀的教育理念需要落地生根，执行分好几个不同层次。《新校长》更多定位于学校宏观策略及校长办学思路层次，仅此并不足以真正贯穿学校教育的链条；在更基础的层面上，教师基于课程与课堂的执行才是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开始并没有想到去办一份教师杂志，有一次我和吴虹采访山东一位校长，她说，《新校长》办刊模式太好了，要是还能用这个方法做一份教师杂志，就更好了。”李斌回忆道，“当时考虑了很久，想着既然是致力于为学校教育服务，那就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彻底一点吧。大家一起策划发现能行，就开始筹备《星教师》了。”

《星教师》的宗旨：寻找那些星星般明亮闪耀的教师。吴虹作为主编，负责微信公众号和杂志的总策划。她告诉记者：“有两件事情是我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一是没想到落地难度这么大；二是没想到坚持下来的内容，如此有价值。”

 

策划方式非常特别——完全以优秀教师案例为轴线进行组织推送。一开始从“星教师”微信公众号做起，2015年12月份开始发行《星教师》杂志。

微信公众号每天推出一名优秀教师。各位编辑自号“星宝”，如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每当发现不同学校的老师课程上有创新设计、实践效果和借鉴价值，就分学科、分领域策划文章，约稿或自采，详细介绍不同优秀教师“像星星一样闪耀的亮点”，帮助更多老师既能够欣赏美妙的课程教学思路，又方便展开快速借鉴与学习。

“最开心的事情是，通过微信公号的推送，一位名师能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把自己最新的思考与设计传播出去，激发更多老师对教育的热爱；那些新的理念、方法和资源，驱散了很多教师的职业疲倦，重新唤醒了他们走向理想教育的希望。”吴虹说，“《星教师》团队一直有一种‘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幸福感。”

不过，这种玩法早期的“痛苦”远大于“幸福”。

首先是教师资源。每天“原创一位名师”，没过两个月，大家熟知的、能联系上的名师就亮相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日子怎么办？好几次，“星教师”微信都面临“断炊”的危机。
团队所有成员必须想尽方法绝处逢生：分区域批量探校追踪，抓重点专业论坛捕捉，托关系找教育圈内人介绍引荐，流程化海量筛选名师博客、微信公众号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

有一次，编辑邹雪平发现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洪雪芬，台湾人，网络上很难找到她的联系方式。一阵搜索无果，邹雪平突发奇想：尝试读一读洪雪芬发表的学术论文。果然，在某篇论文结尾，洪老师按照论文格式规定留下了一个联系邮箱……

还有更奇特的：台湾地区数学老师何凤珠，邹雪平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结果在一张何老师的讲座图片上，邹雪平眼睛一亮，发现背景上有一张PPT正在结尾处，上面有何老师的QQ号！眯着眼盯住模糊的图片好长时间，终于“破解”了那几个数字……

除了名师资源挖掘以外，部分约回来的稿件也时不时让人“揪心”。《星教师》杂志内容，全是名师原创内容。不过“星宝们”很快发现，名师们讲课讲得好，文章却未必写得好。

“比如有一位高中化学名师，讲课优势是生活中的化学，引用的材料、案例，讲课的方法等，都非常生动有趣，课堂活跃，人气爆棚。可老师发过来的文章却死气沉沉，呆板如论文，课堂上的那些灵动都消失了。”编辑田佩笑道，“除了语文学科以外，有太多的老师都是做得很好，讲出来就很一般。”

“星宝们”的工作，就是要弥补名师们这方面的遗憾。首先多次沟通，让名师们知道，什么样的风格内容是受欢迎的、流传度高的，引导名师们展示更具体的案例、情景，少讲点抽象理论；其次，后期也会亲自操刀上阵，帮助老师们做刊前深度编辑。

吴虹告诉笔者：“‘星教师’的使命，无论是微信或杂志，都可以归结为‘发现及服务’，发现今天的星教师，服务明天的星教师，以星教师服务星教师。”

想想真有一种“高大上”的自豪。

 

识别二维码即刻关注▼

 

★  课程中心  ★

理想教育落地的“最强外脑”

在重组蒲公英教育智库之前，为学校进行课程设计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当大量中小学发现，21世纪的课程允许学校主动设计甚至个性化重构，一个巨大的需求就诞生了：课程设计仅靠本校老师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外部专业研究团队强有力的支撑。

“早期是学校提出需求，我们作为平台，对接外部的专家资源，帮助学校设计课程。”蒲公英课程中心负责人段晶鑫回忆说，“但发现效果不好，心里面很疑惑，为什么名气不小的专家，设计出来的课程学校不喜欢呢？后来认识到，一方面课程设计太尖端，极少有专家真正专业；再就是专家时间有限，难以全力以赴，比如多方面深度沟通、长时段专注研究等都做不到，从而缺少对学校教育需求的‘切问近思’、深入洞察。”

“后来想通了，教育这样一个最复杂的综合体，做课程研究、提供课程设计服务，需要不计成本的心态，需要一支能够和学校反复沟通、反复调研的团队。不能从外面请，只能从内部打造。”

对于这支团队，蒲公英智库的要求是，要有理论功底、研究天赋、合作精神和开阔的视野，多数人要有海外留学经历。要本能地对教育现场感兴趣，半只脚踏在一线，去观察体悟，感受学生和老师的喜怒哀乐；同时也要半只脚踏在校外，才能有足够的空间高度，看见远方和未来。

“只有把所有这些要素都凑齐了，才能做好课程。”段晶鑫表示。

 

设计课程，从文化理念开始

为了做好课程设计，必须把一所学校的教育逻辑打通，也就是说，这项服务得从教育理念体系的梳理开始。先看它想成为一所怎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往下扩展，讨论要做怎样的课程。一般人的感觉是，“办学理念”几句话很容易就确立了，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现这是一道最难越过的坎。

课程设计师胡明明解释道：“我们理解的‘办学理念梳理’并不是简单几句话，它是一所学校行走的大方向，学校为什么要朝这个方向走？这个问题校长要给老师们解释清楚，要在对外展示的时候讲得有理有据，并不容易。还有，这个理念与学校的基础特质相吻合吗？这个理念的执行需要什么内外条件？学校具备吗？诸多问题，很难协调。”

据胡明明介绍，有一家国内知名小学，换了校长以后，老师们眼巴巴地盼着校长尽早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希望学校能够进一步升级。可是近两年过去，校长的大方向都已经想清楚，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如何梳理成体系。后来他找到了蒲公英。“不和这些想有所作为的校长们实际沟通，你想象不到理念那几句话，会给校长带来多么大的纠结和困扰。”

课程中心的课程设计师们，在行走中开始有了最初的职业情怀。

“我们就是‘理念珍珠’的采集者和串联者——去学校现场调研，去听课，和校长做很多次的深入沟通。你想要这所学校拥有怎样的特质？你想要在这里看到怎样的景象？你希望学生们在面临某个困境时，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会从不同的侧面去引导校长，能不能更具象地表达办学理想和潜藏的内心宏图？”

这种基于学校现场、基于与校长深度沟通的学校文化理念梳理，富有校本气质，极具个性化。在近80所合作学校中，课程设计师们从来没有提出过相同的理念，每一个学校的理念都代表着最独特的自己。

 

 

个性化课程定制

学校文化理念确立以后，用什么样的课程去执行这个理念，就顺理成章成为核心问题。

蒲公英课程设计的原则是：“把复杂的课程需求体系化、集约化，同时让老师们都知道每一个学习模块指向什么目标。”比如每一所学校都有学科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活动课程、德育课程、安全课程……时不时还会有无数的会议、活动、庆典等，而学校的总时间量是固定的，最后就是师生不堪重负。蒲公英认为，好的课程设计原则就是融合，通过高水平设计，把同一时间的教学目标“价值多元化，任务一体化”。

这件事说来一句话，其实落地难。核心问题是观念：真的可以这样吗？如何操作？师生家长能接受吗？所以每一场设计，课程架构师们首先要做的不是需求调研，而是发动一场深度培训或者小范围沟通，展开全校观念启蒙。

蒲公英设计的课程形式多样，目前主要有四种类型：项目式学习课程、游戏化学习课程、格物统整课程、艺术统整课程。从特点上来说就一个：所有的设计都围绕学科核心目标辐射开来。

其中，项目式学习是近年来国内教育界逐渐兴起的一种重要课程形态，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提供一些关键素材构建环境，学生组建团队，通过在环境里解决一个开放式问题的经历来学习。

“项目式学习是我们非常推崇的一种学习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也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认可。不过它在国内运用并不是很广泛，因为执行中有几个难点。”段晶鑫介绍说，“首先是教师素养，除观念以外，项目式学习对老师能力也有要求：学科知识要很熟，项目活动要会管理，学生的心理情绪能把握，还要在一个开放多变的环境下学习，对老师初始挑战很大。第二个问题是，项目式学习课程的设计难度较大。有些学校尝试过推广项目式学习，但因为课程设计不到位，最终只能转化为校本选修课程。”

他补充道：“蒲公英课程中心设计的项目式学习课程，之所以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是因为秉承了一句心法——只有高密度系统设计，才能低控制力自主学习。”

这样的课程设计，这两年开始经过蒲公英自己的办学平台来检验。

★  蒲公英泉源学校  ★

在教育核心处开花的未来学校

蒲公英泉源学校是蒲公英智库下属的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全新的理念、前沿的课程、最新教育资源，都会第一时间传递给“泉源”所有老师。在智库的定位中，“泉源”是让情怀落地的一块“实验田”，是基础教育未来学校创新的样板，它将类似于美国Alt School，发展成为小规模、连锁式的办学点。

项目式学习的理念与具体课程，在“泉源”得到了充分的实践。2016年，课程中心开始为“泉源”定制项目式学习课程，第一个系列为“设计我的城市”。

整个项目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如何设计一座宜居、环保、畅通的城市？在这个问题的牵引下，诸多学科知识都被囊括其中——


地理：城市与城市化、等值线图、交通布局及其影响、地表形态的塑造；

英语：必修2 Unit1 Cultural relics、Unit5 Music；

物理：力与物体的平衡……

 

这些知识，不是老师灌输给学生的，而是以任务的形态被布置给学生。学生们将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遭遇它们，运用它们，最后消化它们。

项目分目标：
1.掌握城市区位分析有关知识点；
2.理解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3.以英文形态驾驭“城市介绍”；
4.掌握物理中力与平衡有关知识；
5.初步学会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手段搜集地理信息，尝试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和技能对地理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并把地理信息运用于地理学习过程；
6.尝试从学习和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提出探究方案，与他人合作，开展调查和研究，做出评价，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7.运用适当的方法手段，表达、交流、反思地理学习与探究的体会、见解及成果；
8.学习物理实验研究的方法，尝试经过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尝试运用物理原理和研究方法解决一些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实际问题；
9.通过对城市的深入学习，加深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加深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感情……


 

 

为了强化学生“建设城市的直观感受”，项目第一步，学生们会被要求体验游戏《模拟城市》，在虚拟世界中构建一座自己的城市。所有同学将自己的最后成果截图，用一节课的时间准备口头报告，说一说自己这样设计的理由，以及游戏中遇到的问题、城市的特点和难点等。学生们相互评价，老师进行记录评价。然后，老师一边分享自己的游戏过程截屏，一边对其中涉及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

第二步，组织学生前往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城市布局和规划方式，学生结合自己设计城市的思考，提出问题，与工作人员、老师、同学沟通交流。随后通过重庆规划展览馆学习城市形态、土地功能分区、空间结构、区位分析、城市等级、城市化等方面的知识。

在地理学科进行城市学习的同时，英语学科开展“This is Chongqing”项目，两条学习主线并行。

第三步，要求学生们考虑，如何为重庆这座人称3D交通的复杂城市添加一座桥。每一位同学根据所模拟城市最新的分布情况，完成一份自己的城市交通现状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有几种交通出行的方式、城市的道路布局与类型，我的道路布局对居住、商业、工业有什么影响等。为完成这个报告，学生们需要自己学习地理必修2第五章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以及借助网络进行知识补充。

学生们完成报告后，再截图进行展示，大家一起选出“最佳交通布局”奖；老师根据学生报告，再将第五章的一些重难点知识梳理一遍。

经过上面两步的引导，学生们已经初步理解了交通对城市的影响，接下来将考虑如何为“桥都”重庆设计一座新桥。学生自主研究桥梁的基本知识（桥梁的构造、种类），每个同学分别研究一座重庆大桥，说明这座桥的构造、类型，画出这座桥的构造草图。老师介绍力与平衡的基本概念（重力、弹力、摩擦力），学生自己通过课本和网络资源，完成自己所研究大桥的受力分析图示，探究这些桥是如何实现承重的。

然后，学生们将实际动手进行建桥挑战。将学生分为2~3人的小组，每组利用老师给出的材料（牙签和胶水），挑战搭建一座最经济、最牢靠、最美观的桥。

最后，美国帕特尼里高中学生到泉源驻学，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一起分小组游览重庆，展开以英语口语为目标的主题学习周。

整个项目环环相扣，真实的生活环境与书本知识完美结合。在评价方式上，充分实行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城市设计报告、学习日志、随堂测验、交通报告、桥梁分析结构图、实际动手建桥模型等等，都能够充分反映学生的投入程度和学习程度。

这个项目前后持续了4周，在项目结束、学生做最终成果展示的时候，很多外地的家长特地赶过来，看看自己孩子在复杂的项目式学习中究竟获得了什么收获。每一位家长都非常震惊：“想不到我的孩子能够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做出如此漂亮的成果！太让人激动了……”

泉源高中一名老师告诉记者：“之前我们感觉，项目式学习这样复杂的课程设计，在高中的课程体系里是无法完成的。然而结果却执行得如此成功，这不论对学生还是老师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也为我们这些老师的教学进步开启了新的方向。”

★  培训中心  ★

把简单的事情做到美

教师培训，一项教育机构最常态，也最传统的业务。
蒲公英培训中心的伙伴们有些“轴”，天天念叨的“经文”是：要用最好的教师、最好的校长、最好的学者、最好的跨界资源、最好的组合方式，走进中小学急需引领的教师专业生活。当这几句话不仅是口号，而成为真实现状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想在一个原本可以轻松生存的领域“自找麻烦”。

几年来，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培训，从教师游学到基地式培训，从学科专场到生涯教育，各种内容全面开花，朵朵好看。

作为一个资源广泛的教育智库，组织一些名师专家来做培训，外人看来或许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周妮说：“看起来简单的事情，用心做，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做不好，一地鸡毛；做得好，美不胜收！我是一个对审美有强迫症的人，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八年了，迄今没有厌倦，正是因为我们并不愿做‘简单劳动’——必须有创意，必须体验到美。我们这个机构也很奇葩，宁愿我们损失收入，不愿我们损失品质。”

培训中心最具代表性的培训，是重庆市渝中区区域定制、为期三年的“创新型校长高端研修班”。周妮提到，这是整个教育界少见的一次高效能培训，可以说为了这次培训，整个培训中心乃至教育智库都在超乎预期地投入。

“首先是时间跨度长达三年，这是非常罕见的。然后是流程上严格管理，从入学报名就严格选择。40多位校长报名，经严格筛选，只接收其中20位。”

创新型校长高端研修班，三年的培训目标层次分明。

第一年，重在激发教育热情，激活创新思维，梳理个人及学校成长优势、特长和发展方向，为各学校的提升做好准备。在这一年里，校长要建立阅读习惯，梳理教育问题及课题目标，学习信息技术在学校的应用，通过服饰礼仪的培训来提升职业精气神。

第二年，基本确立创新型校长知识与视野框架；个人的研究课题获得突破性推进；培养热爱阅读的情怀与深度阅读的能力，熟练运用信息沟通平台；提升演讲交流能力和写作能力。

第三年，熟练运用各种教育技术与工具，完成个人专著写作，学校的创新实践开始显现成效（一所示范性学校初具雏形，供全班同学贴身观察），18分钟公开演讲经无数次打磨，达到区域及全国一流教育论坛登台水平。

从这些培训目标可以看出，校长们的学习和日常的学校管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三年的课程安排中，还包括大量的跟岗学习：北京丰台小学、北京清华附小、北京亦庄实验学校、成都草堂小学、成都为明学校、上海中华路三小、上海闵行区梅陇中学等。又将严文蕃、李庆明、程红兵、黎加厚、赵桂霞、卢志文、张人利等名师专家请进课堂。

每一门课程都针对学校教学现场所面临的困难，找到该领域的优秀案例进行参考。

培训模式上我们有特别的讲究，是主题式培训+案例式研讨。每次培训，围绕主题提出问题，然后专家、名师针对问题完成讲座，接着结合各位校长学校的实际案例进行深度研讨。三年过程中，严格地上课，每节课后布置作业，很多校长说，感觉像回到了自己上学的年代。最后结业时，有位校长告诉记者，这种针对校长的长期陪伴式学习，目标清晰，又如此系统和立体，他在教育界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一次亲历收获巨大。

此外，培训中心的“女汉子们”还会重点发掘以教师成长为目标的课程，以联盟的方式全国推广。典型的如钱锋老师的万物启蒙文化通识课程。这是一套以文化传统、学科融合、全人教育为支柱的体验式学习，看上去课程系统的难度较大——很多老师和学校一边惊叹于其课程设计的美妙，一边感慨这样高难度的课程自己无法模仿驾驭。

他们却不这样认为。在和万物启蒙课程团队沟通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套可以推广的课程，只是需要从服务方式展开智慧设计：采用征集联盟校的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讲座与研讨会的结合，帮助各学校老师以万物启蒙课程为模板，尝试以所在区域有代表性的“物”为切口，学习开发自己的万物启蒙课程；出现问题则随时线上沟通，让课程与学校的匹配度和可实施性大大提升。

“未来，培训中心的服务工作会更加细化，2017年，语文、数学等具体学科的专业课程峰会，也将会成为我们面向中小学新的服务方式。”周妮说。

另外，每年年底的“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也是培训中心主持牵头的重头戏。从2014年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开始，至今已举办三届。第一届是500位地方教育局官员、学校校长、教师等参加；第二届增至1000人，并且许多老师一票难求；第三届又扩充至1500人，实现了校长、专家的主题演讲与教育服务产品的情境体验同步呈现。

“这是一场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专业盛宴，理想、情怀、工具、方法、创新，所有朝向未来的教育元素，都在这里。

 

★  “蒲公英大学”  ★

“未来教师”在线学院，“轻量服务”终生学习

传统的教师培训，有几个问题是多年来教育界始终难以突破的。

一是时间问题。教师培训的一大困境在于时间少。企业培训可以一天不上班，但老师背后是几十个学生，没法让学生因为老师培训就不上课，所以时间安排捉襟见肘。

二是成本问题。多数学校经费紧张，如何让有限的经费起到最好的效果是个难题：请一次专家到校都要有很大开支，如果是系列课程更是轻松超出政策给定的预算。

三是资源问题。优秀的专家资源时间有限，而全国教师的培训需求总量巨大，所有一流的专家都忙着排时间……因为资源约束，教师培训的质量常常并不理想。

“幸运的是，我们生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为突破教师培训的瓶颈提供了可能。”在智库运营总经理张莉的倡议下，“蒲公英大学”应运而生。

一个普通的周三晚上，重庆星光小学一名老师在家里打开电脑，进入了蒲公英大学频道。当天晚上，他要参与闻名已久的特级教师张祖庆的在线直播课——创意写作阶梯课程及实施。课程以PPT加语音直播的形式进行，可以在课程页面旁边留言互动，也可以向课程主持人申请与讲师进行语音互动提问。课程的所有语音和PPT都会保存在网络空间里，可以随时回顾翻看，不用担心漏听了一段。

“虽然在重庆的家里，但此刻感觉和最棒的老师与教学法距离如此近……”这名老师在评论区留言，“这是在线学习的奇迹。”

和他一起上课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老师。他们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共同上课、提问、回答问题、自由交流。“蒲公英大学是典型的社群学习。”蒲公英大学运营总监谢萍说道，“热爱这个话题的人会主动聚合在一起，聆听、互动、分享、点赞，讲的人与听的人常常一起被感染。”

这就是蒲公英教育智库于2016年开启的在线教师培训服务——蒲公英大学项目（简称“蒲大”）。通过网络课程培训，传统培训的上述难题在这里得到化解。

时间变得灵活了——讲师和学员都可以或在自己家里，或在晚自习课堂，或在旅途之中参与进来。不再需要千里奔波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就可以清晰有效地完成课程。

成本大大降低——所有机票、住宿、时间都大大节约。

由于成本降低，培训资源大大丰富了，并且质量更高——所有的课程都可以请这个领域顶级的专家来讲，只要他适应在线授课的方式。

“蒲公英大学这种在线培训，未来会成为教师培训的主流形式。”谢萍向记者预言，“它在便捷性、成本和资源丰富性上的优势太大了。”

2016年是蒲公英大学推出的第一年，主题为教师的通识教育。第一系分为四个板块：

一、在线教育技能：互联网时代对工具的运用和在线资源的快速连接能力，正在逐渐成为教育人职业能力的关键点。

二、课堂教学艺术：对学生学习行为变迁的深刻洞察，对课堂教学工具、形式、流程的合理驾驭，以及由此而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创新变革，这些决定了一个老师是否成为一个好老师。

三、课程设计能力：学校正在从“教材就是我们的世界”转变为“世界才是我们的教材”，教学内容选择与课程设计，是教师成长的重要方向。


四、跨界专业素养：未来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支撑一个专业教师的核心素养，除了知识结构、基础技能、认识水平的换代升级，还包括思维模式的转换、审美素养的提升、导演甚至表演的能力、资源判断与整合能力等。


2017年，蒲公英大学计划推出几个不同的培训系列，如著名教师学科教学系列、教师发展多主题课程、新教师入职课程等。

未来，蒲公英大学的线上教师培训项目会和培训中心的线下培训结合起来，成为学校教师立体成长的助力。不论是寒暑假还是某个普通的夜晚，想要学习的教师，都有机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平台。

★  蒲公英书房  ★

重构学校图书馆

1月23日，李斌在2017年内部年会上点评蒲公英书房项目时说：今天这个时代不缺阅读，缺的是高目标高价值精准阅读，缺的是创造性输出与兴趣的驱动。当师生在阅读中没有围绕一个个主题目标建立心智框架，一切学习以及再多的阅读都将显得无根无基。”

所以蒲公英智库推进学校教育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推动师生海量专业阅读。在这个领域，图书馆及学校的其他阅读空间的设计、开放度、藏书内容，以及由此建立的师生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都是儿童心智成长、教师文化浸润的重要决定因素。

 

 

 

2016年，“蒲公英书房”成立。团队目标简单清晰：重构学校图书馆。即通过对学校图书馆既有与可能形态的专业研究，以学科素养、核心素养、多元智能等为研究向度，重构师生的阅读内容和阅读行为，并通过阅读空间、流程、课程的设计，来促进真实的阅读。

蒲公英书房的负责人任培江说：“现在市面上的书很多，教师和家长最困惑的是，究竟哪些书是适合孩子读的？很多人说，让孩子自由选择吧，但是经过观察和总结会发现，孩子们选出好书的机会成本很高。比如说市面上流行的一些书，其实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是不合时宜，甚至有一定危害的。此外，好版本的书会在装帧、设计以及延伸阅读上给予孩子更好的审美和使用体验，在提倡用户体验、认知迭代的今天，我们理应把国内外更经典和更新鲜的好书，推送到孩子们兴趣最浓厚、心智最发达的学习季。这是我们的使命！”

蒲公英书房的研究，分学段、分学科、分侧重点：核心素养的6个大类、18个基本要点、100多个小类，围绕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不同培养目标，应该选择哪些书籍作为必读文本？“有些书就是不好的，需要把它筛掉；有些书是原来放错了地方的，要以一个新的逻辑——学科素养、核心素养、特定素养，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

2016年底，第一间蒲公英书房在智库总部落成。2017年，任培江的目标是在3座城市、30所学校建立书房基地。“当然，我们欢迎一切对素养阅读有兴趣的学校，把你的图书馆交给我们来规划与未来学校相匹配的形式和内容！”他坐在新落成的书房里，显得意气风发。

（2017年6月，蒲公英书房将推出《新校长》专题“重构学校图书馆”，敬请关注。）

★  服务中心  ★

用极致服务创造更大的社群价值

服务中心致力于构建资源共享的教育生态圈，“温润柔和”是这些伙伴们的特点，工作理想却十分远大：要以最贴心的极致服务，帮助教育人与教育人、学校与学校之间沟通认识、深度联结、相互学习、共同探讨，形成资源、信息、思考、产品等教育价值链的有效流通。

换句话说，这几位伙伴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努力拎起一张“网”。网上串联着一大堆有价值的内容：通过大数据整理，不停完善中国30万所学校校长、3000个教育局局长等教育关键人的个人信息；通过杂志发行，完善近4万校长、厅局长等教育关键人更加详细的个人联络信息；通过“中国教育微创新理事会”、智库会员的日常服务工作及交流活动组织，串联了中外数百所参与教育“微创新＋大设计”共享研究的学校；通过蒲公英盒子的产品设计与销售，服务于无数在学习用品上有设计能力及迫切需求的上下游客户……

这样的服务基于教育界的真实需求：这个时代通讯越发达，每个人和每所学校就越像汪洋中的“信息孤岛”。无数的学校管理者，千言万语，难寻同道中人倾谈互勉；学校难题，不知哪一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育迷宫，远方的有识之士很难面对面指引切磋。“我们就想，是不是能依托于蒲公英教育智库研究、实验及服务的立体资源平台，通过杂志发行、主题邀请活动、微创新理事会年会、会员游学等一些专属服务，为学校或学习者个人提供优质、深入的联结及资源服务，从而构建一个越来越有效、完善的教育创新社群服务圈？”张莉告诉笔者。

服务中心是智库成立最早的部门之一，与读者、客户、合作者在细微环节打交道最多，算是最了解学校各类需求，最支撑内部各板块需求，同时必须对千奇百怪的问题不厌其烦远程解答的服务部门。所以他们是“智库性格脾气最好的那一小撮”。

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大莉有一个著名的“极致服务宣言”：“因为服务方向的多元，服务对象的多样，服务方式与重点的不同，所以我们最大的陷阱就是‘被动服务’，最需要的状态就是‘极致服务’。我们始终在试图创建一种教育服务生态系统，用心体会每一个客户的需求，设计更科学的协作、更畅通的服务流程，创造性地提供细心周到、高效解决客户难题的服务，让我们的校长、老师不断有惊喜，并通过持之以恒、有温度的服务，用心灵点燃心灵。”

 

 

 

这算是极力把“小事情”做出大意义的境界了，必须点赞！

★  视觉艺术中心  ★

用设计改变教育，以教育设计未来

21世纪神经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类具有的潜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科学家们甚至发现：DNA不一定能决定命运，学习的环境才是至关重要。环境对人的影响从未被低估，却常常被忽略。当然最新的教育理念开始苏醒：原来环境是课程的一部分，空间是学习方式的一部分，社区情境教育化、学校教育情境化，逐渐成为全球最优秀教育体系的共同愿景。

在过去的中小学，相对简单的课程与相对单调的环境相安无事；而在办学品质不断升级、课程设计应时革新、学习方式快速迭代的今天，对学校空间与环境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问题在于，这种环境与课程结合的追求，对大多数普通学校都难以实现。

“目前校园环境设计的困境在于，多数设计公司只懂得传统通用设计，无力根据对教育理念、课程、学习方式的解读、升华及超越来展开整合设计。他们不知道格物统整课程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不懂得阅读课程需要怎样的空间，不会去研究怎样的布局更加有利于翻转学习、分层教学、走班选课的执行。”视觉艺术事业部负责人王樱洁说，“更前沿的教育理念简直就不用提了，比如现代教育生活、教师发展与环境的结合等等，都是整个校园环境设计的盲点。”

为解决这个问题，蒲公英用八年之力打造了一支自己的校园设计团队。王樱洁认为：“我们的视觉艺术部门，不一定最精通商业设计，但一定要最懂教育设计。这个团队的设计师，要理解前沿教育理念和一线学校的几乎每一个动作需求，并进行跨部门项目组合，将课程中心、培训中心、全媒体等部门的伙伴纳入临时项目团队。比如要做一个以项目式学习为特征的学校空间设计，设计团队中当然需要一个懂项目式学习的课程架构师，这是多少个设计人员都替代不了的。”

 

 

以石家庄保利启新小学的校园为例，设计充分结合了学校的办学理念——“想象吧”。这是一个倡导“儿童自由想象”的方向，于是设计中心的方案主旨，就是送给孩子一个实实在在的“魔力校园”，帮助孩子与老师启动无尽想象。从校门入口的“想象城”开始，原本的配电房摇身一变成了“魔幻城堡”，让每一个进入校园、长在校园的人带来仪式感的“留影舞台”；在学校体育场的看台顶上，不是一句句严肃的口号，而是两只“逃跑的柜子”……

很多容纳一两个孩子的“私秘小空间”，在传统校园设计里并不受欢迎。老师们不希望孩子跑到看不见的地方，家长也会担忧，比如安全问题等。其实站在儿童的角度，孩子们反而希望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启动他们总是喜欢“冒险”，扮演角色，把所有环境当成一个奇幻的想象世界……把校园设计和孩子们的心理特点结合起来，也是蒲公英智库设计中心的重要维度。

 

重庆万州汶罗小学的学校文化定位是“诗词格物”校园。诗词代表诗意的生活学习方式、环境熏染式成长；格物即遵循“格物致知”的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多维度多途径的学科课程整合。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环境又该如何设计呢？

提交给校方的思路是这样的——由诗词到格物，由格物到致知，校园环境成为学科学习的能量加油站，顺应时间、空间与人的生长，让诗意的成长经历环境熏染、兴趣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正如朱熹所论，要贯通，必须花功夫，格一物、理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孩子们从入校的第一天起，环境即为启蒙的重要一课，环境带来的知识重重而入，层层递进。六年时间，校园环境已与课程紧密融合，成为学习的一部分，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达到对万物的深刻理解。

“当我们思考这所学校的时候，我们想让环境本身能够成为启发孩子们的工具。环境即为课程，它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生命开启。”王樱洁说。

还包括源于大自然的材料选择，每一个细节都有着诗意的表达。材料是组成环境的部分，材料也是课程。校园的景观环境也因遵循大自然的选择，成为诗词格物的知识生长带。

“效果非常惊艳。校长没有想到，校园可以做出这样的美学，更没想到，这样的美学可以和教育教学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王樱洁说。

 

“在更深入的设计里，不仅是环境与课程的结合，还有环境与教育生活的结合。比如，诗意校园的文化理念可以融入课程里，但是如何通过设计融入教师的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以环境空间为媒介来达成。”

办公室的展示区域，与节气相关的诗歌与日常展示的内容融为一体，告别日常空间的杂乱无章，让风景无处不在。材料当然要环保的，装饰材料以木质为主，点缀版画图案，稳重大气之外更富有质感。教研室的装饰，当然更要有诗和远方的感觉。

“老师要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传递出诗歌的美感，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就需要处在很有美感的氛围中。纠结于钢筋水泥格子中的老师能带给学生美感吗？能，但很难。”

王樱洁表示，设计中心的核心是研究，是对校园空间不同维度的研究。他们要研究教室、教师办公区、图书馆、学科功能室、食堂、美术馆、科技馆、实验室等，不同的场景对应不同的功能与理念。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需要与其他团队对接。比如，讨论教室和校园外景设计，要和课程中心搭伴；考虑教师办公室、教研室，要参考《星教师》杂志和培训部门的意见；图书馆设计，则要和蒲公英书房一起来完成。
“对于复杂的教育环境设计来说，只有跨团队的合作才能抵达最专业的目的。”

据笔者了解，2017年，视觉艺术部门还要再添一个领域——影像中心，为学校提供以专业影像为表达形式的形象系统与课程服务，包括学校宣传片、教育纪录片、影像系统课程开发、教育活动影像表达策划、校园电视台规划与培训等。
当然，这个团队还有更精彩的研究课题，影像中心负责人袁林神秘地告诉我：“真正的教育影像，像我们这样玩才有未来价值。”

 

★  智库全观  ★

在办公区的楼上楼下每天窜进不同的空间访谈，笔者渐渐对蒲公英产生了一个总体印象：这里像在搭建一个教育服务的巨复杂“魔方”，涵盖了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学校课题研究与传播、教育环境与空间设计、学校理念与课程架构、卓越课程与评价联盟、蒲公英泉源学校、校长教师培训（线上线下）、教育峰会论坛、素养阅读研究、会员理事平台、教育产品盒子、思维课堂、传统工房、影像服务、出版服务、网站微信APP……一所学校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在这里了。

李斌说：“这就是蒲公英教育智库的总体战略——优质基础教育创新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平台。”

他认为，教育服务尤其需要一站式的系统整合，因为教育有复杂的整体性和内部关联性。课程设计和环境设计一脉相承，理念传播与教师培训紧密结合……这种特性决定了综合性服务才是教育智库未来发展的方向。

“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整体性的服务机构，一所新建学校，校长要分别和十几个不同的机构去沟通——课程设计、校园环境、教师培训、理念机制、学生阅读书目……十几个观念不同、利益不同、相互防范保密的机构，如何去协调？成本很高而且几乎不可能高水平完成。所以统筹协调的工作必须是在供应方内部，即学校需要一站式的教育服务。”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蒲公英教育智库存在的价值，也在于推动学校从普通到卓越的发展。同样是因为教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导致学校的发展优秀容易，卓越很难；守成容易，突破很难。想要实现突破，就要整体性地推动，多维度齐头并进。

在我的观察中，智库的这些研究成果正开辟出一条小径，路标上写着：“回应时代的教育创新改革，有些路是走得通的。”有人说课程融合很难，智库就通过研究来证明，可以做；有人说项目式学习太复杂、操作性太弱，智库就在泉源学校首先展开实践，证明其可行；有人说教师素质低成长难，智库不仅将大量的成功案例展示给他们，还将最好的资源通过平台牵引过去……

尤其是蒲公英用自己的成长来亲自演示，每一个生命都具有无限可能。蒲公英教育智库从十几人的小公司起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一步步成长到今天，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服务型智库，依靠的就是打破观念与方法的天花板，激发个体潜力后的成长力量。

在蒲公英大学开学第一课中，李斌曾提到，人的成长需要重视三种力量：边缘的力量、专业的力量、社群的力量。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多年来这个机构快速成长的密码：时常离开主流习惯，站在不同的学科边缘去探查时代发展的方向与可能；时刻注重专业研究，把每件小事情都以专业态度做到极致；结构性强化社群互动，让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人相互学习、彼此支撑……

还有这八个字，真是深得身边每一位伙伴们的喜欢：

随风撒种，落地生根……

亲爱的校长老师们，有空来坐坐！